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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逃逸之后

时间:2015/11/05 17:11:20  来源:赣州胡敦麟律师网  浏览次数:3760

交通肇事逃逸之后---胡敦麟
 
                                           肇事 
    2014年1月31日中午12时35分左右,刚从北京返乡回家过年没几天的小刘在赣州市赣县南塘镇大都口路段骑自行车时,被一辆急驶而过的汽车撞倒在地。路边有人看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撞到人后,赶紧跑过去打算把肇事车辆拦下来,但小轿车在肇事后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快速往赣县方向逃逸。路人拨打了“110”报警和“120”急救电话。小刘于当日15时10分被送入赣县人民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最终于2014年2月1日9时5分因失血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 
    白发人送黑发人,已两鬓斑白的老刘两夫妻哭得昏天黑地。 
    经鉴定,受害人小刘符合交通事故中导致的碰撞和摔跌,造成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及骨折,尤其骨盆严重损伤大出血、创伤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赣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勘察现场后,作出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受害人小刘无责任。经调查证实,肇事车辆登记车主为刘英,车辆已在中银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3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刘英反映,车辆是与其男友钟能寿共同出资购买的,出事前几天车辆在钟能寿手中。钟能寿反映,车辆是因为刘英欠钱被阳某强行扣押,之后不知去向。2014年3月,肇事司机宋某在湖北省被抓获归案。经查,宋某未办理机动车驾驶证。而事件的原委是:2014年1月31日凌晨,阳某伙同被告人宋某等人在赣州市章贡区东园百货大楼下的停车场从钟能寿手中将肇事车辆强行扣押,随后,被告人宋某应阳某的要求无证驾驶该小轿车前往吉安火车站接人,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争议 
    2014年6月25日,赣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案件。主要围绕以下争议焦点进行: 
    一、被告人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肇事逃逸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宋某的行为是“交通肇事逃逸”还是“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直接影响到被告人的量刑。 
    二、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商业险责任?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七条第一款交通肇事后逃逸、第三款无证驾驶、第四款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下落不明期间,无论以上何种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赔偿责任。 
    三、刘英、钟能寿、阳某的责任如何确定? 
    刘英认为,车辆是被非法强行扣押,自己已报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而阳某认为,自己并不知道宋某没有机动车驾驶证,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受害人的赔偿标准按北京市标准还是按江西省标准? 
    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代理人,江西钨都律师事务所胡敦麟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意见。胡律师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而死亡的行为。较一般“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性质更为恶劣,危害更为严重,因为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因此,《刑法》对这种行为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罚,即“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判断一行为是否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首先要看这一行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如果该行为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则需要进一步分析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判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关键所在。如果死亡结果与逃逸行为无关,即无论行为人逃逸与否、救助与否,均不影响被害人死亡,则不应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能按一般“交通肇事后逃逸”处理;如果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死亡是因为行为人逃逸,致使受害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而造成的,则应认定行为人“因逃逸致人死亡”。 
    本案中,被告人宋某于2014年1月31日12时35分许发生交通事故,周围群众于当日14时56分报警并拨打急救电话,被害人于当日15时10分才送入赣县人民医院抢救,从事故发生至被害人被送入医院抢救时隔2小时35分钟,严重延误了被害人的救治时间,造成被害人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及骨折,尤其是骨盆严重损伤大出血、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由此可知,正是被告人宋某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因惊慌、害怕等原因置受害人于不顾,逃离现场,使其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被告人宋某的逃逸行为与受害人的死亡后果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应以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追究被告人宋某的刑事责任,判处被告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胡敦麟律师认为,肇事车辆在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赣州支公司投保了道路交通强制责任保险和商业保险基本险,保险期间为2013年4月22日零时起至2014年4月21日二十四时止。交强险的责任限额为122000元,第三者的责任限额为3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由此可知,原告主张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赣州支公司赔偿12200元的交强险于法于理都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赣州支公司认为,其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刘英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七条第一款交通肇事后逃逸、第三款无证驾驶、第四款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下落不明期间,无论以上何种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赔偿责任。这一理由不能成立:1、《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有违私法自治原则,自始无效。该条款内容违背了投保人真实意思,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2、《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在该条款中,保险公司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投保人责任。《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来,也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3、《保险法》第10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由此可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内容也有悖公平原则,保险公司在订立该条款时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地位,置投保人与受害人利益于不顾,因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4、《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作出的《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指出,“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纵观投保人刘英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赣州支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该条款并未按照《答复》的要求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加以任何的提示,因此,即使该条款有效成立,符合合同有效成立的基本要件,但该条款中的免责内容都因保险公司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而归于无效。因此,中银保险公司应当承担30万元的商业保险责任。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胡敦麟律师认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刘英将强行扣押车辆的违法行为等同于抢劫、抢夺的犯罪行为,属故意混淆法律概念,从刘英及钟能寿在赣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所作的陈述笔录可以证实,阳某在扣押车辆时并未使用任何的暴力、威胁手段,也并没有趁人不备的行为,而是钟能寿自愿将该车辆交给阳某,因而阳某的行为并非抢劫、抢夺的犯罪行为。刘英认为其已及时报警,尽到了必要的措施保管自己的车辆。但刘英报警并不是针对车辆被强行扣押,而是基于其男友钟能寿不归还车辆,公安机关认为是民事纠纷而不予受理,可见,刘英在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并不能成为刘英免责的依据。刘英在得知车辆被强行扣押后,未再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听之任之,放任车辆失去控制后可能造成的人身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2款之规定,应当推定刘英在本案中具有过错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钟能寿在事故车辆被非法扣押之后,并未采取任何的对应措施,既未及时通知登记车主刘英,也未报警请求帮助以防不虞之测,主观过错明显,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阳某在本案中的过错更为明显。即使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车辆所有人也同意将车辆用于质押,在车辆使用权实际转移至附带民事诉讼被告阳某后,阳某即负有保管车辆使用安全的义务,但阳某将车辆交予无驾驶证的宋某,并要求宋某前往吉安火车站接人,导致惨案的发生,其在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因此,上述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均应承当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胡敦麟律师认为,《最高院关于审理人事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本案受害人刘某2006年9月至2009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2011年3月至2013年7月中国地质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获取北大青鸟APTECH信息系统工程证书,先后在上海天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和北京经帆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事计算机工作,在北京市办理了医疗保险和公积金,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地区办事处龙兴园北区社区委员会出局了受害人在龙兴园北区社区东区居住的书面证明材料,上述所提到的工作单位均提供了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书面的工作证明,这一切证据充分证实受害人至少在北京工作和居住一年以上,因此,受害人的各项赔偿费用应当以北京市的计算标准予以赔偿。 
    法庭辩论结束后,因争议较大,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判决 
    2014年8月29日,赣县人民法院下达了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被告人宋某于2014年1月31日中午12时35分发生交通事故,周围群众于当日12时36分报警并拨打急救电话,被害人于当日15时10分才送入赣县人民医院抢救,从事故发生时至被害人被送入医院抢救间隔2小时35分钟,严重延误了被害人的救治时间,造成被害人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及骨折,尤其骨盆严重损伤大出血、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而因“逃逸致人死亡”正是指行为人发生重大事故后,因惊慌、害怕等原因置受伤人于不顾,逃离现场,使其未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形。故被告人宋某的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致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遭受物质损失,其队应负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法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因车辆在中银保险公司赣州公司投保了责任限额为122000元的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30万元并不计免赔率的第三者责任险,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原告人的损失应当由中银保险公司赣州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直接赔付给原告人。剩余部分由车辆所有人刘英、车辆管理人钟能寿及阳某、驾驶人宋某共同承担责任。据此,判决:1、被告人宋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中银保险公司赣州公司直接赔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2万元;3、剩余506445.39元由被告人宋某、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刘英、钟能寿、阳某共同承担。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宋某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中银保险公司赣州公司、刘英、钟能寿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14年11月17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刑事附带民事裁决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赣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2015年1月23日,赣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重新下达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人宋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中银保险公司赣州公司直接赔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2万元;3、保险赔偿不足部分514326.89元的40%计205730.76元,由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刘英、钟能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保险赔偿不足部分的60%计308596.13元,由被告人宋某、附带民事诉讼被告阳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宣判后,被告人宋某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中银保险公司赣州公司、刘英、钟能寿再次以同样的理由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2015年5月5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终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宋某是否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经查,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本案中,上诉人宋某于2014年1月31日12时35分许发生交通事故,周围群众于当日12时36分报警并拨打急救电话,即在客观上使被害人在事故发生后得到了他人的救助。上诉人宋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责任逃跑,此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他人的救助行为阻断了交通肇事逃逸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害人死亡是上诉人宋某交通肇事的结果,但不是上诉人宋某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结果。综上,宋某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但不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上诉人宋某的该点上诉理由成立。 
    关于上诉人刘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经查,刘英报警只是针对钟能寿拒不归还小轿车的行为,但刘英得知阳某等人强行扣押小轿车后并未针对强行扣押行为采取有效措施,任由车辆失去管理,导致擅自驾驶的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的过错。上诉人刘英提出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中银保险赣州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问题。经查,肇事小轿车在上诉人中银保险赣州公司投保责任限额为122000元的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300000元并不计免赔率的第三者责任险,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相关损失应当由中银保险赣州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其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直接赔付给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人中银保险赣州公司一审期间提供的投保单上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对无证驾驶、肇事后逃逸行为规定为不负商业第三者保险责任,但免责的情形应当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明确告之被保险人,没有明确告诉被保险人免责情形的,不能免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中银保险赣州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无证驾驶的免责条款作出提示,故中银保险赣州公司应当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中银保险赣州公司提出其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宋某违反交通管理法规,无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致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且交通肇事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上诉人宋某交通肇事后逃逸,依法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上诉人宋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其无证驾驶,且有前科劣迹,可酌情从重处罚;其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部分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亲属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 
    上诉人宋某的犯罪行为致使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遭受物质损失,其除应负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法赔偿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因肇事小轿车在上诉人中银保险赣州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300000元并不计免赔率的第三者责任险,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各项损失,应由上诉人中银保险赣州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直接赔付原告人120000元,不足部分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直接赔付原告人300000元。保险公司赔偿后不足部分,应由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的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本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刘英与范某有民事纠纷且未得到妥善解决而引起的,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刘英对其被强行扣押的车辆应承担管理义务,而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钟能寿在遭遇强行扣押车辆时,没有采取措施履行管理义务,此二人任由车辆失去管理,导致擅自驾驶的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过错责任。因范某指使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阳某等人强行扣押肇事小轿车,阳某在扣押车辆后将车辆交予无驾驶资格的上诉人宋某驾驶,宋某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致被害人死亡,范太利、阳某、宋某对事故的发生均具有明显的过错。一审法院依据各责任人的过错程度,认定刘英、钟能寿对保险公司赔偿不足部分的40%计205730.7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范某、阳某、宋某对保险公司赔偿不足部分的60%计308596.13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责任划分适当。在赣县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由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放弃对范某的诉讼请求,故应由范某承担的赔偿份额由连带赔偿人阳某、宋某承担,且阳某、宋某有权追偿。二审期间,上诉人宋某已赔偿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80000元,该部分款项在执行中应予以核减。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原判程序合法,民事赔偿部分判决适当,但刑事部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赣县人民法院(2015)赣刑初字第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上诉人宋某的定罪部分及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即:一、被告人宋某犯交通肇事罪;   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直接赔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林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20000元。三、保险赔偿不足部分514326.89元的40%计205730.76元,由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刘英、钟能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保险赔偿不足部分的60%计308596.13元由被告人宋某、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阳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江西省赣县人民法院(2015)赣刑初字第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的量刑部分,即判处宋某有期徒刑八年。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宋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上诉人宋某的刑期自2014年3月26日起至2020年3月25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执行 
    历经四次审判,终于尘埃落定,老刘两夫妻感慨万千。法律还了受害人一个公道,这是老刘两夫妻得以宽慰的原因。 
    被告人宋某近亲属缴纳的8万元赔偿款由法院转交给了老刘,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赔偿的42万元很快也赔偿到位,赣县交警大队扣押的肇事车辆也进入了评估拍卖程序之中。一切按照法律程序在进行之中。 
    老刘相信,有法律的支持,剩余的赔偿款一定会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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